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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2-19 15: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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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商周时期出现一种造型独特的器物,因在其内多发现有不同颜色的颜料,学界多称为"调色器",质地分别为青铜质、陶质、玉石质和蚌质四种。经多方考证,本文认为此类器物主要用于盛装不同颜色的颜料器具,称其为盛色器更为合适。汉武帝茂陵东北部的"次冢"因其位置在大陵园之内,按规定,只有级别较高的皇帝嫔妃才能够入葬此处,故其绝非世传的董仲舒之墓。汉武帝因厚葬早逝的宠妃李夫人,有可能让其使用了原为皇后修建的陵墓,因此,"次冢"或为重新规划修建的皇后陵,其旁侧的墓葬也许是地位较高的嫔妃之墓。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万柳堂图》表现的是赵孟頫、卢挚等人在廉氏花园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图常被认为是记录史事和呈现古代北方私人园林的图像。不过,从绘画风格和印鉴来看,《万柳堂图》并非赵孟頫真迹,而是后人根据元代以来诸种笔记所载万柳堂雅集故事编绘而成。万柳堂今已不存,对比文献记载和历史地图综合考量,其旧址当在今阜成门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关记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时万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当为廉希宪五子廉恒。《万柳堂图》画上有赵孟頫题诗,字非真笔,内容则系赵氏诗作,康熙间始收入赵孟頫全集,诗中既有对雅集的记录和对主人的赞誉,也暗含赵孟頫复杂的退隐心理。登封地区瓷窑有就地取材、因水之利,时代较长、区差明显,民用为主、种类较多等特点。登封白坪地区瓷器应属钧瓷,登封钧瓷对钧瓷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距今8年前后的降温事件之后,才真正意味着人类的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始。距今55年前后降温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旱,使甘青地区这一时期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的激化,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人类文化行为的生态调整。甘青地区距今45年气候转变可能首先促进或激了齐家文化的发展。但随着气候转变的幅度增加,环境条件渐趋恶劣并超过了当时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西北地区史前农业体系不可避免的发生地解体和衰落。长期的干旱环境可能是导致齐家文化的衰落以及齐家文化之后较长时间农业文化的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吕师孟是南宋晚期的"吕氏事集团"的成员之一。身为被文天祥点名斥责过的南宋降臣,吕氏家族入元后的处境颇为尴尬,传世文献中的甚少。年出土于苏州的吕师孟墓志铭,完整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及其入元以后的发展轨迹,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墓志铭显示,吕师孟为吕文福而非吕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吕师孟除了与南方故交继续交往外,还与北方的大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吕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铭中的形象迥异,盖由文献性质和作者立场所决定。同时,该墓志铭记载了南宋驸马杨镇的家庭信息,亦不见于传世文献。墓志作者为宋元之际的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录,是一篇珍贵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状况的重要。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衣敛葬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往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的使用原则。本文运用木构建筑形制年代学研究方法,对晋东南地区五代宋元时期也就是公元1至14世纪木构建筑遗存进行梳理,从中选取4余处标尺案例,对其补间铺作挑斡形制进行木构建筑形制类型学研究。通过形制排比,将此时段内晋东南地区补间铺作挑斡形制演变分为三期:期为五代时期至北宋末期(1世纪初-12世纪初),第二期为北宋末至金大定前期(12世纪初-117年前后),第三期为金大定后期至元末(117年-14世纪中叶)。以此分期为基础,结合中原北方其他地区北宋至元代的典型木构建筑实例,对地区间补间铺作挑斡形制的流变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关注挑斡形制在《营造法式》影响下的普及,金后期至元代挑斡的位置上移,以及"不出昂而用挑斡"等现象。